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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産國際與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的創建

      录入时间: 2021-04-02      浏览:45

        張秋實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武汉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她的创建也得益于共产国际、俄共(布)“东方战略”的实施。她与莫斯科派到中国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維經斯基提到的“革命局”有密切关系,其早期活动内容与俄罗斯解密档案中提到的“革命局”活动内容高度一致。因此,共産國際與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的創建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一、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得益于共産國際“東方戰略”之實施

      如果說中國共産黨的誕生是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並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産物,那麽,共産國際的創立及其“東方戰略”的提出和實施,則爲中國共産黨包括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的創建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支持條件。

      共産國際是列甯領導世界各國共産黨在“第二國際”破産以後創立的,又名“第三國際”。共産國際的創立把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俄國布爾什維克建立起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這不僅爲俄國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而且也爲列甯領導創建共産國際提供了曆史條件。一方面,十月革命使馬克思主義終于從理論變成了現實,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終于在蘇俄創建了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這個紅色基地;另一方面,在列甯看來,由于政治、經濟、軍事、技術等諸多因素,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不可能與帝國主義和睦相處,沖突在所難免。因此,“俄國革命最大的困難,最大的曆史課題就是:必須解決國際任務,必須喚起國際革命,必須從我們僅僅一國的革命轉變成世界革命”。這成爲當時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們的共識,而國際革命需要有“國際聯合組織”的指導。列甯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所設計的革命程序,就是要各國共産黨在“國際聯合組織”的領導下,建立一個國際蘇維埃共和國。在這一思路指導下,共産國際誕生了。

      1919年32日至6日,代表著歐、亞、北美21個國家的35個政黨和組織的52名代表,聚集于莫斯科的克裏姆林宮,召開共産國際成立大會。52名代表中,只有19個政黨和組織有表決權,中國、朝鮮、波斯等東方國家只是以觀察員身份出席大會。大會決定成立執行委員會和由它選出5人組成的執行局(19218月改稱“主席團”)作爲共産國際的領導機構,執行委員會與執行局設于莫斯科。大會通過的章程規定,共産國際是各國共産黨的聯合組織,是統一的世界性的共産黨,參加共産國際的各國政黨只是它的支部;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指導共産國際的全部工作”,各國支部對共産國際的決議和指示,必須服從和執行。

      1920年,蘇俄的戰爭狀態基本結束了,新生的革命政權得到鞏固,俄共(布)也由革命黨變成執政黨。面對形勢的變化和管理大國以及處理國際關系的艱巨任務,俄共()的外交政策發生了轉變。其“革命外交”轉變爲謀求與各國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同時,歐洲革命形勢的逐步低落使得布爾什維克黨在歐洲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的希望破滅,俄共(布)也將注意力從西方轉到東方,開始積極在東方各國尋找夥伴和盟友。

      在這種背景下,共産國際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參加這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共有217名,分別來自41個國家的67個組織。東方各國,如中國、印度、朝鮮、伊朗、土耳其等國的代表也出席了大會。共産國際“二大”討論了很多問題,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議題就是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決議。大會專門成立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並通過了《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決議》。該決議勾畫出了俄共(布)和共産國際對東方國家政策的總體輪廓:一是努力在東方國家組建共産黨,傳播共産國際政策、馬克思主義,組織共産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二是提出共産黨支持資産階級民主運動首先是民族革命運動的任務,這主要是鑒于共産主義思想很長時間內在東方國家的影響有限,民族解放革命在目前階段按其性質是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決議由此形成了共産國際的“東方戰略”,其主要內容就是號召、組織和領導東方革命,而中國又是“東方戰略”的首選。

      共産國際成立不久,俄共()和共産國際就開始考慮派人到中國開展革命工作。19199月,在莫斯科的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派到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擔任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在東亞民族中開展共産主義工作。19202月,他前往俄共()中央遠東局海參崴分局,擔負起具體指導俄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等國革命者建立聯系和開展革命宣傳的工作。隨後,根據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的建議,海參崴分局下設一個“外國處”,主要負責人爲東方學院畢業、懂中文的阿布拉姆松,其工作人員有我們所熟知的維經斯基,以及馬馬也夫、季托夫、謝列布裏亞科夫等。4月,維經斯基被派到中國開展工作。與維經斯基同行的還有其助手季托夫和謝列布裏亞科夫及其夫人庫茲涅佐娃、翻譯楊明齋(俄籍華人,俄共黨員,到中國後轉爲中共黨員)等。維經斯基到北京後化名吳廷康,和他的團隊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組黨活動。他們通過遠東共和國的優林使團結識了柏烈偉(又譯鮑立維,俄籍漢學家),然後通過柏烈偉結識李大钊,通過李大钊結識陳獨秀和以“南陳北李”爲代表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進步人士。他們舉行座談會,維經斯基團隊報告蘇俄十月革命及其後的實際情況和內外政策,向他們介紹共産國際和俄國共産黨(布爾什維克),交換有關中國革命狀況的看法,並與陳獨秀、李大钊交流組建中國共産黨的問題。維經斯基團隊的訪問、座談、宣傳,無疑對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的形成及其外圍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立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在維經斯基到中國推動創建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的同時,具有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也開始謀劃創立中國共産黨。早在192024日至7日,陳獨秀應文華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前身)校長孟良佐(美籍)的邀請,出席該校畢業典禮,並進行學術講座。在武漢期間,陳獨秀不僅宣傳無産階級革命思想,還結識了文華大學的校工鄭凱卿。陳獨秀要鄭凱卿調查武漢工人狀況。鄭凱卿按照陳獨秀提出的調查方法和內容,組織文華大學的學生,對武昌的織布局、紡紗局、銅幣局、銀幣局、麻布局的工人狀況展開調查,並寫出《武昌五局工人狀況》的調查報告寄給陳獨秀。該報告後來于19209月發表于《新青年》第8卷第1號。陳獨秀武漢之行的演講令湖北官廳“大爲驚駭”,他被要求停止講演,“速去武漢”。27日晚,陳獨秀由漢口大智門火車站乘車離漢返京。接著,他爲了躲避北洋軍閥政府的迫害,在李大钊的護送下秘密潛往上海。陳、李二人在南下途中,一起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産黨組織的問題。李大钊返京後,積極開展活動,准備建立共産黨的組織,于3月發起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5月,陳獨秀在上海也發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討論社會主義和改造中國的問題。因此,維經斯基等人的到來,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發展趨勢形成了無縫對接。

      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東京和巴黎等地分別組建了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這些事實說明,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是具有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産物,共産國際與俄共(布)對“東方戰略”的實施是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其中包括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誕生的有力外部條件。

      二、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與維經斯基提到的“革命局”密切相關

      1920年74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帶著幾名助手,從海參崴來到北京。5日至7日,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在北京主持召開了“在華工作的俄國共産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就他們在中國工作的成果、即將舉行的中國共産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産黨的成立以及出版報道工作等問題交換了意見。719日,維經斯基、陳獨秀等在上海舉行了“最積極的中國同志的會議”,實際就是中共上海早期黨組織正式誕生前的一次籌備會議。8月,在陳獨秀的主持下,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裏2號的《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定名爲“中國共産黨”。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成立後,通過寫信聯系、派人指導或具體組織等方式,積極推動全國其他地方共産黨早期組織的相繼建立,實際上起著中國共産黨發起組的作用。

      擁有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和良好革命基礎的武漢,是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積極聯絡、推動建黨的重要地區之一。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還在籌備過程中,李漢俊就寫信給董必武,約請他與張國恩會商在武漢籌建共産黨組織的問題。董必武接到信後,立即與志同道合的好友陳潭秋、張國恩商量,並得到他們的熱烈贊同。然後,董必武複函李漢俊,表示願意承擔武漢地區的建黨任務。李漢俊接到董必武的回信後,迅速從上海趕到武漢,與董、陳等人面商此事。與此同時,早年曾留學日本、參加過辛亥革命的湖北鄂城人劉伯垂,在上海由陳獨秀介紹加入共産黨,然後按照陳獨秀的要求,回到武漢發展共産黨組織。劉伯垂和李漢俊首先共同介紹董必武入黨,隨即聯絡張國恩、陳潭秋以及既是張國恩的學生又是陳潭秋的同鄉的包惠僧。19202月上旬,陳獨秀來武昌文華大學演講時,包惠僧曾以《漢口新聞報》記者身份采訪過他。陳獨秀托劉伯垂轉給包惠僧一封親筆信,要他參與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的籌建工作。包惠僧見到信後,表示願意,並根據陳獨秀的意見,立即與文華大學校工鄭凱卿聯絡。劉伯垂秘密聯絡上這些人之後,便與他們商討建黨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之後,又聯絡上了思想進步的趙子健。1920年秋,劉伯垂、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張國恩、鄭凱卿、趙子健七人,集聚在武昌撫院街97號,由劉伯垂主持召開會議。他首先在會上傳閱了從上海帶來的由陳獨秀與維經斯基共同商議起草的中國共産黨有關決議和草案。接著,他介紹了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成立的經過和組織活動情況,繼而宣布成立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

      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的創建是合乎中國社會革命發展方向的曆史必然結果,其中也有共産國際、俄共(布)使者秘密工作的身影。充滿革命熱情的維經斯基,是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運動之間最初的橋梁。維經斯基在中國進行訪問、座談、傳播活動後,于19206月在上海給派遣他到中國工作的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寫信說:“現在,實際上我們同中國革命運動的所有領袖都建立了聯系。雖然他們在漢口、廣州、南京等地尚未設代表處,但我們在那裏的工作,可以通過一些朋友——即當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在這方面,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漢口,我們有可能吸收一位編外副教授參加我們的工作。此人在中國生活好幾年,通曉中文(畢業于東方學院),是柏烈偉教授推薦的。目前,我們主要從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益群書店’可以作爲一個核心,把這些革命團體團結在它的周圍。”

      維經斯基的這封信中透露了很多關于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形成過程中的信息。首先,這段史料說明共産國際、俄共(布)對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的創建比較關注。其次,說明維經斯基到中國後,派遣了俄共(布)的專門使者到武漢,幫助指導武漢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展建黨工作。第三,維經斯基信中的“益群書店”被稱爲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創建過程中的一個“核心革命團體”。“益群書店”,根據當時武漢的實際情況,應該是指恽代英、林育南、李書渠等創辦的利群書社。恽代英雖然不是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的創建人,但他于19202月領導成立的利群書社卻是武漢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利群書社專門代售外埠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進步思潮的報刊。

      爲了加強對中國革命力量的領導,維經斯基等人不僅在上海建立了“革命局”,而且還在中國主要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廣州、漢口等地籌劃和建立革命局。1920817日,維經斯基在上海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寫信說:“我在這裏逗留期間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組成(4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3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在中國各工業城市建立與上海革命局相類似的局,然後借助于局代表會議把工作集中起來。目前,還只建了一個北京局,該局在按照我的指示與米諾爾同志(即斯托揚諾維奇的化名,他是19201927年間遠東通訊社和俄羅斯通訊社駐廣州記者——引者注)和柏烈偉教授合作。現在我把米諾爾同志從天津派往廣州,他要在那裏組建一個革命局,下面暫設兩個部,即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在這封信中,維經斯基還說道:“在成立廣州局的同時,我們在漢口也成立一個局。”實際上,維經斯基寫此信時,“廣州局”和“漢口局”還沒有成立,但這是他接下來要做的工作和必定會完成的任務。另外,維經斯基此前離開北京南下上海的途中,曾帶著團隊到過濟南,與王盡美、鄧恩銘會談,商討建黨問題。由此可見,維經斯基到中國後,在柏烈偉、李大钊、陳獨秀等人的大力幫助下,幾個月間就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以及主要工業城市上海、濟南、廣州、漢口等地建立起了類似于中國共産黨的早期組織——“革命局”,而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與維經斯基信中提到的“漢口革命局”有很大關聯性。

      三、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與“革命局”的活動內容高度一致

      維經斯基等人在中國各主要工業城市組織起“革命局”後,主要工作是傳播馬克思列甯主義思想,面向工人、士兵和學生等群體開展工作,這與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開展的革命活動內容高度一致。

      維經斯基1920817日在給上級的報告中說,上海革命局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出版部在上海有自己的印刷廠,主要出版印刷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共産主義的書籍,如《共産黨宣言》《共産黨員是些什麽人》《論俄國共産主義青年運動》等。報道部在上海創辦了華俄通訊社,北京設分社,該社爲31家報紙提供消息。組織部在學生中間開展工作,把各種革命學生團體組織起來,建立一個總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青年團”)。要求青年團派代表參加革命局,引導他們到工人和士兵中間去做有效的革命工作。爲了培養中國革命領導人才,組織部還在上海創辦“外國語學社”,召集進步青年學習革命理論,學習俄語,然後選送到蘇俄,進東方勞動者共産主義大學學習,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肖勁光等人就是較早經“外國語學社”送到東方大學學習的。

      1920年9月,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以共産國際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的身份,給共産國際執委會提交了一份《關于在東亞各國人民當中工作情況的簡要報告》。該報告談到東亞書記處中國科的工作主要是建黨、宣傳、出版、工會等方面:“1.通過在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産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2.在中國軍隊中開展共産主義宣傳。3.對中國工會建設施加影響。4.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中国科的工作进行得较顺利。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该科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从上述文献资料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中国科这四个方面的工作与維經斯基提到的中国“革命局”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向是一致的。其实,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内容也与上述維經斯基提到的“革命局”和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内容高度一致。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主要开展了下列工作:

      其一,重視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教育,建立黨的機關刊物。武漢建黨伊始,就成立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爲早期黨員和先進知識分子提供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公開平台和組織形式。1920年冬,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借李漢俊從上海回潛江老家路過武漢之機,請他爲黨員們講《唯物史觀》課,介紹馬克思主義在各國的表現,以提高黨員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辨別能力。1921年春,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將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進步期刊《武漢星期評論》逐步改造爲機關刊物,並吸收該刊的創辦人黃負生、劉子通加入黨的組織。

      其二,加強黨組織的自身建設。爲了推動自身組織建設和發展,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根據黨綱草案的要求,采取個別發展的方式,將思想進步的失業工人趙子俊發展爲共産黨員。當時,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還積極加強同武漢進步社團利群書社的聯系,吸納其中的進步青年加入黨的組織。此外,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還很注重紀律建設,對于違犯黨的紀律、不符合標准的黨員堅決處理。如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成立沒有多久,張國恩不遵守黨的紀律,黨組織堅決將其除名,從而維護了黨組織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其三,重視學生工作,建立青年團組織,開展青年運動。武漢共産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十分重視青年工作。董必武、陳潭秋以武漢中學爲基地,成立半公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之後,又以武漢中學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爲中心,積極在武昌高師、高師附小、省立女師等學校進行教育宣傳活動,發展了一批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在此基礎上,成立了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董必武在成立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號召青年團員要“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同現存的舊社會的各種不合理現象進行鬥爭”“從細微小事做起”“著手改造社會”。隨後,湖北武漢地區的青年運動迅速發展。

      來源:《黨史天地(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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