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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武漢早期組織成立的前前後後

      录入时间: 2021-03-09      浏览:98

      曾實

      中共武漢早期組織是繼上海之後,與中共北京早期組織同于192010月誕生的中共第二批地方早期組織。在董必武、陳潭秋等革命知識分子的推動下,中共武漢早期組織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等方面做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爲中國共産黨的成立和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中共武漢早期組織是以董必武、陳潭秋爲代表的革命知識分子在積極尋求救國之道的曲折曆程中誕生的。同時,它的誕生與兩個人密切相關。一個是中國共産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19202月上旬,陳獨秀應邀到武昌文華大學(現華中師範大學)參加應屆生畢業典禮並做學術演講。在爲期4天的武漢之行中,陳獨秀席不暇暖,積極宣傳新思想。這期間,他認識並影響了負責他飲食起居的鄭凱卿,使他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並成爲中共武漢早期組織也是中共早期組織的第一個工人黨員。陳獨秀還與慕名前來的新聞記者包惠僧結識,使其後來成爲中共武漢早期組織的首批成員。此外,陳獨秀于1920年在上海創立了中共第一個早期組織——中共上海發起組後,專門派湖北人劉伯垂回到武漢,與董必武聯系,組建了中共武漢早期組織。

      還有一個也是中國共産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湖北潛江人李漢俊。李漢俊在思想上影響了董必武,被董必武譽爲“我的馬克思主義導師”,同時也是董必武的入黨介紹人。

      李漢俊在日本留學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爲我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1918年底,李漢俊由日本回國,與居住在上海的二哥、辛亥革命元勳李書城同寓。董必武是清末秀才,但他參加了辛亥首義,積極革命,爲了民主共和,不斷求索。他于1918年應鄂西靖國軍總司令蔡濟民的邀請,到湖北利川擔任鄂西靖國軍總司令部秘書,投入反對北洋軍閥的護國戰役。19191月,在護法軍內讧中,蔡濟民被川軍將領殺害。董必武十分悲痛,受同事委托,與同鄉張國恩到上海向社會各方申述,替蔡濟民討回公道。他在老朋友、辛亥革命名士詹大悲的陪同下,拜訪了孫中山,希望獲得孫中山的支持。但孫中山除了表示同情,毫無辦法。董必武大失所望,反思革命不能照孫中山的利用軍閥打軍閥的老路,革命要從頭來。但新路在何方?他陷入極大的苦悶中。

      此時,經詹大悲介紹,董必武、張國恩認識了住在附近的同鄉李漢俊。這四個湖北人交往密切,幾乎天天見面,熱烈討論救國救民的道路。李漢俊成了他們的思想中心,向他們介紹十月革命和蘇俄的情況,推薦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中日進步雜志《新青年》《黎明》《改造》等。這些新思潮向董必武他們打開了一扇光明的天窗。他們如饑似渴、廢寢忘食地學習,認真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領略其中精髓要義。

      董必武在滬期間,五四運動爆發了。董必武、張國恩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備受鼓舞,決定回到湖北,先辦報紙,爲人民說話。19198月,董必武、張國恩回到湖北後,開始辦報紙,但因爲經費等原因沒有辦成。于是他們計劃辦學校,培養進步青年,但現實又使他們遭遇挫折。苦悶之中的董必武寫信給李漢俊訴說。106日,李漢俊寫了一封1.5萬字的回函,用唯物史觀剖析經濟、政治制度與文化教育的關系,指出只有實行根本制度上的改造,文化教育等上層建築的弊端才能得到根本解決。通過與李漢俊的交流,董必武在革命實踐中,思想發生了徹底轉變:“遵從馬列無不勝,堅信前途會伐柯。”他克服重重困難,創辦了私立武漢中學,于19203月開始招生,傳播革命思想。


          董必武,中國共産黨和武漢黨組織的創始人之一

      在董必武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同時,劉伯垂、陳潭秋等也都開始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劉伯垂是陳獨秀的學生,他在日本留學時,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回國後,他開始是當律師,後來于1919年在廣州參與創辦《惟民周刊》,宣傳社會主義思潮。陳潭秋1919年畢業于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在五四運動中積極組織學生運動。後來,他又率領武昌高師同學赴南京、上海等地參觀學習,在上海時認識了董必武,一起討論革命道路問題,談得很投緣。回到武漢後,他一面研究馬克思主義,一面以記者身份,深入學校、工廠、機關等調查研究。武漢中學創辦時,他積極支持董必武的革命活動,和董必武一起開展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成爲武漢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

      19206月,李漢俊與陳獨秀等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個中共早期組織中共上海發起組。同時,李漢俊寫信給董必武、張國恩,請他們在武漢籌建共産黨組織,領導武漢地區的革命運動。董必武找到陳潭秋商量建黨,陳潭秋熱烈贊同。此時,劉伯垂由廣州到上海,經陳獨秀介紹參加了共産黨早期組織,並受陳獨秀委托回漢組黨。劉伯垂回到武漢後,立即與董必武聯系,並與李漢俊介紹董必武、陳潭秋入黨。隨後,這些建黨積極分子積極聯絡、發展黨員。他們聯系了陳獨秀在武漢講學時認識的新聞記者包惠僧和文華大學校工鄭凱卿。包惠僧非常崇拜陳獨秀,細讀了《國民新報》刊登的陳獨秀的每篇講演詞,對《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尤其感興趣。在這篇講演詞裏,陳獨秀提出了消滅私有制的主張,也談到了平等的信仰、勞動的信仰等,深深吸引了出身貧寒的包惠僧。此外,他還是陳潭秋的同鄉,是張國恩在省立一師的學生,思想上的認同、同鄉之情、師生之誼使得他對建黨積極支持。鄭凱卿在與陳獨秀短暫相處的幾天裏,深得陳獨秀信任。陳獨秀委托他調查武漢工人階級狀況,還具體講授調查的內容和方法。作爲一個文化水平不高的校工,得到新文化運動主將的信任,自然非常樂意參加這個組織。此外,他們還聯系了省立一師的黃安人趙子健。趙子健參加過五四運動,1920年初從省立一師畢業後,應董必武的聘請到武漢中學任教,積極追求進步。這樣,通過董必武等人的積極活動,這些思想上一致的年輕人很快彙聚在一起,黨員一下子就有了7名,組黨工作快速發展。


           陈潭秋,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192010月的一天,秋高氣爽。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張國恩、包惠僧、鄭凱卿、趙子健懷著激動的心情,克制著興奮,來到武昌蛇山北麓,齊聚撫院街(現民主路)97號董必武、張國恩的律師事務所。這個律師事務所是爲了掩護黨組織的秘密活動而開辦的。在這裏,他們舉行了創建中共武漢早期組織的秘密會議。會議由劉伯垂主持,他宣讀了一份他從上海帶來的黨綱草案,介紹了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組織和活動情況。接著,參照上海的模式,他們研究了武漢早期組織的組織生活制度和工作安排。大家認爲,早期組織成立以後,應該加強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宣傳,加強黨在工人中的工作。會議要求早期組織每周開會學習一次,每次會議都作讀書報告或國內外時事報告。會議推舉包惠僧爲負責人。中共武漢早期組織就這樣正式成立了。這一天,似乎很平常,沒有宣傳報道,沒有石破天驚,甚至沒有留下一絲痕迹。但就在這一天,在大江之濱,在黃鶴樓下,董必武等人在沈沈黑夜中燃起了一個新的革命火種。

      中共武漢早期組織成立後,董必武、陳潭秋等人以飽滿的熱情、時不我待的緊迫感開展了大量工作。

      一是學習、宣傳、研究、捍衛馬克思主義。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是中共武漢早期組織活動中放在第一位的任務。在組織活動的例會上,《共産黨宣言》《馬格斯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階級爭鬥》《新青年》《共産黨》等馬克思主義的書刊成了學習的主要內容。1920年冬,李漢俊由上海回家省親途經武漢,受邀在董必武、張國恩的律師事務所做講座。他給武漢的黨員宣講唯物史觀,介紹社會主義各種流派,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武漢早期組織還分別在武昌、漢口領導建立公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此外,他們還以刊物爲陣地,宣傳馬克思主義。19211月,恽代英、黃負生(中華大學教員)等創辦的《武漢星期評論》正式問世。創刊不久,黃負生加入黨組織,《武漢星期評論》便成了武漢黨組織的刊物。在這一陣地上,李漢俊、包惠僧、董必武、陳潭秋、林育南等紛紛撰文,宣傳新思想。他們提倡改造社會、改革教育、婦女解放等,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批判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捍衛馬克思主義。

      二是深入調查研究,宣傳組織工人群衆。把馬克思主義、共産黨和工人階級聯系在一起,是早期共産主義者包括早期黨組織的一個明確的思路。中共武漢早期組織的活動中,除了傳播馬克思主義以外,還大力從事工人的宣傳教育和組織工作。武漢早期組織成立後,經討論“擬定了一個武漢工人運動的計劃,決定先從調查研究入手”。同年12月,包惠僧和趙子健到漢口谌家矶揚子機器制造廠調查工人狀況,形成調查報告《我對武漢勞動界的調查和感想》,19214月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趙子健、包惠僧到鄭州鐵路職工學校、江岸的扶輪學校當教員,聯絡鐵路工人。董必武、陳潭秋等通過辦平民夜校、識字班等,接近、了解工人,講解工人階級解放的理論,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人群衆。

      三是加強黨團組織建設。青年團是黨的助手和後備軍,黨組織的建設和青年團的建設幾乎同時展開,活動也往往聯合進行。董必武、陳潭秋首先在武漢中學建立起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開展青年工作,搞學生運動,並將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發展到武漢地區許多大中學校,吸引了先進知識青年入團。192011月初,董必武、張國恩、鄭凱卿等同利群書社成員李書渠開會,確定青年團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科學理論,消滅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7日,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組織會議召開,正式成立半公開的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爲黨的預備學校。14日,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舉行第二次組織會議,劉伯垂、董必武在會上宣講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介紹罷工情形,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青年團員的頭腦。隨後,漢口于1226日舉行會議,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與此同時,早期黨組織注重培養和發展黨員,發展失業工人趙子俊,進步教員劉子通、黃負生等加入黨組織。到1921年春,包括離開武漢到上海的包惠僧,小組成員發展到10人。

      四是以學校爲陣地,進行革命宣傳組織工作。中共武漢早期組織的大部分成員都是學校教員,董必武、陳潭秋主要在武漢中學任教,黃負生主要在中華大學任教,劉子通主要在省立女師任教,他們各自負責所在學校的宣傳組織工作。同時,還利用校友的身份去聯系母校的進步師生。陳潭秋到他的母校武昌高師,包惠僧到省立一師聯系進步師生、開展活動。在武漢中學,董必武、陳潭秋一面倡議開設社會主義課程,一面指導學生會主辦《武漢中學周刊》(後改爲月刊、季刊),自編《政治問答》,寓思想工作于教學活動中,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中共武漢早期組織建立以後,湖北的革命形勢煥然一新。它有力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湖北的傳播,領導了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爲中國共産黨的成立創造了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1921723日,13個青年齊聚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董必武、陳潭秋代表中共湖北早期組織參加、親曆了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加上李漢俊、包惠僧、劉仁靜共5個湖北籍的革命者,爲中共一大作出了貢獻!

      來源:《黨史天地(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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