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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口叢談》敘述下的漢口城

      录入时间: 2020-11-10      浏览:216

      孫瑩瑩

      1漢水與漢口鎮

      漢口是漢水和長江的交彙地。範锴(17651844)在《漢口叢談》中寫到:“漢口水源,爲東漢水,有沔、漾之名。亦曰夏口。前人歧說紛紛。今證以經史,其間別流支川會與漢者,亦爲胪列。”全書的第一卷主要寫的就是漢水源流考證,以及漢水中下遊沿岸,主要是漢陽府、漢陽縣和漢口鎮爲代表的漢水沿岸城鎮的發展沿襲。

      《漢口叢談》首章,書者範锴細致地整理了方志學、地理學等衆多文獻典籍,凡是有關漢口水源及其流域,對水源各段的名稱一一陳述。所涉及的文獻有《禹貢》《山海經》《左傳》《漢書·地理志》《華陽國志》《水經注》《元和郡縣志》《輿地紀勝》等。書者考究仔細,“按載古注以辨之,欲其眉目清晰也。閱者幸勿訝其繁贅。彭湘懷《漢口考》一篇,余未見之,故不錄入”。

      “漢口鎮在城北三裏,有居仁、由義、循禮、大智四坊,當江漢二水之沖,七省要道。五方雜處,分爲上下二路。居仁、由義二坊爲上路,自艾家嘴至金庭公店,屬仁義司汛地。循禮、大智二坊爲下路,自金庭公店下至額公祠,屬禮智司汛地。

      同知署,舊在大智坊四宮殿,後廢而複設,即今之督捕清軍同知也。

      巡檢司署,舊在南岸,後移北岸同知舊署。嗣同知複設,巡檢退居民舍,因即爲署,改名禮智司。雍正五年,增設仁義司。”

      這一段對漢口鎮的描述中,首先通過名字中的“仁、義、禮、智”,比較直觀地反映出儒學影響比較深遠,教化比較普及;其次,這段描寫說的是漢口鎮的格局和行政規劃,在漢口地區設有朝廷的管理機構。此外,形象地描畫了漢口的地形,漢口自明以來,坊市街巷鱗次栉比,整個漢口的形狀像一把掃把,“其地形如眠帚,上直而下廣。其廣處則街巷重重,難以縷紀故耳”。

      2 修建堤防和城市发展

      河流是文明和繁榮的孕育者,大到世界四大文明的發源,小到商業市鎮的興起都與河流息息相關。漢口就是一個因水而興起的城市。明成化初年,“水通前道,故河遂淤”,于是漢口開始有能夠興起的機遇。明代洪武年間(13681596)的漢口還是一個荒無人煙蘆葦叢生的荒洲,“漢口初一蘆洲耳,未有民居”。天順年間,“始有民人張添爵等祖父在此築基蓋屋,嘉靖四年丈量,上岸有張添爵房屋六百三十間,下岸有徐文高等屋六百五十一間”。漢口地區人口逐漸興旺,“漢口漸盛,因有小河水通,商賈可以泊船,故今爲天下名區”。此時的漢口已經告別昔日荒涼的小蘆葦灘。單純看地理條件,漢口本可以在明代時就順利發展壯大的,但是明末的戰爭抑制了經濟的發展,而且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清朝統一之下,漢口的經濟得以恢複,走向繁榮。有題爲《漢口》的詩雲:“漢口通江水勢斜,兵塵過後轉繁華……北貨南珍藏作窟,吳商蜀客到如家。”戰後漢口逐漸恢複繁盛,雖然也許只是詩人抒發戰爭結束的喜悅,但是人口已經開始流動,漢口經濟重現生機。到了康乾之時,往來漢口的商賈和文人騷客絡繹不絕,大量流動人口和移民聚居在這片城市。《漢口叢談》的書者範锴就是一名徽商,一生往返于維揚漢蜀之間。查慎行亦曾作《漢口》一詩對漢口的繁盛進行了詳細的描寫:“巨鎮水陸沖,彈丸壓楚境。人言雜五方,商賈富兼並……市聲朝喧喧,煙色晝暝暝,一氣十萬家,焉能辯廬井。”《漢口叢談》中:“漢口之盛,所以由于小河也,然小河之水,實賴兩岸夾住,旋繞入江。康熙二十年前,南岸兩傍,皆有房屋,中間街道,可容車輿。”

      漢口的發展繁榮是時間和自然的創造,遠在明代以前,漢口並非良港,明清以來能成爲全國聞名的商業巨鎮,都是自然賦予的資源。“按宋時漢陽南市之盛,甲于他郡,後爲江水沖蝕,舟莫能停,是以商賈貨物,鹹集于漢口矣。”最開始漢口只是作爲漢陽南市地區的商業貿易職能的替代品,但是由于漢陽的土地被江水侵蝕不能停船,漢口小港口才逐漸發展起來,帶動了市鎮的形成。

      範锴在《漢口叢談》中也提出過對于土地的保護、防止水土流失等環境問題。“自(康熙)二十年後,日漸崩潰,迩來愈甚,北岸亦有沖裂。揆其所由,總因鎮鎖水口之黑山,鑿石打傷,兜收無力,水無拘束,故蕩洗如此。是壞府城之後托,敗漢口之近案也,盛可保乎?無如蓋造房屋者,只顧賤買巒石以砌牆,不知實割己肉以補瘡。語雲:‘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倘風水既壞,水道他徙,雖有高塹厚牆,亦難永享也,昔之金沙洲可鑒也。”

      對水土保持的重視,其實是對漢口河道狀況的保護,自然地理因素引起的變化,是漢口明清之際得以興起的原因。

      明清之際,漢口曾進行三次比較大的堤防修築工程,分別是明崇祯八年(1635)的袁公堤,清同治三年(1864)的漢口堡,以及1905年開工的張之洞主持修建的張公堤,這三次築堤每次都帶動了漢口經濟進一步的繁榮。《漢口叢談》成書年代記述的是崇祯八年修築的袁公堤:“袁公堤,明崇正八年,通判袁焻創築。自後居民漸集,即今之堤街也,在漢口鎮後。鎮爲水陸要沖,煙火數百萬家。漢水經其南,湖水繞其西北,大江橫其東。舊志謂每值夏秋水漲,四面巨浸,僅賴此堤廛居保障。”袁公堤對于防水防汛比較有效,在堤壩築修以後漢口鎮的水患緩解了很多,“今則民居鱗比,十倍于前,但名堤街,幾不知爲湖堤矣”。嘉道年間提起袁公堤,很多人甚至不知道這是作爲防水患的堤壩,因爲同時期大橋口外的泥沙日漸淤積,“或有居民架屋于上”,堤口也由于市廛繁密,“莫知出江之道矣”。範锴所見的堤外景象,居民築房而居,梵宇、會館、公所林立,堤外之後是後湖,春天河水幹涸就稱爲黃花地,夏秋水漲又被稱爲潇湘湖,全然不見這就是昔日廢襄河。

      3 明清汉口城

      明清時期的漢口是否真的是如書上所記載的那樣繁榮,對這個問題其實存在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上文提過的崇祯八年袁公堤的修築使漢口的經濟得到迅速的發展,但是《漢口叢談》裏又提到“崇祯八年正月,河北賊滿天星、張大受等,自麻城抵漢口,殺掠殊甚”。明末紛亂的農民戰爭的背景之下,一個正在遭遇惡劣的戰爭的城市,是否會發展繁榮,存在疑問。

      在《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中,羅威廉提到了“城市”這個定義。城市這個含義就意味著“自治共同體”,是城市聚落的相對自治形式。因爲羅威廉的《漢口》這本書內容是從嘉慶元年(1796)開始的,與範锴《漢口叢談》所書年代可以互爲補充。羅威廉從嘉慶元年開始劃分是因爲乾隆皇帝退位,“盛清”時代結束,而且此時興起了白蓮教起義,加速了清政府財政的衰退。“乾隆晚期,(中央政府)積聚的盈余約有7800萬兩,而鎮壓起義就花了估計有1.2億兩。”湖北地區由于是白蓮教比較泛濫的地區,受到的打擊更大。《漢口叢談》有載:“丙辰五月,孝感縣教匪滋事,明將軍亮率兵剿殺,賊退據胡家寨,負隅不下,至六月二十九日,始得殲除......孝感距漢口不及半裏,半日可至。居人皇皇莫定。”湖北地區對白蓮教的鎮壓持續了整個嘉慶和道光時期。在這樣的戰爭的背景下,有些資料顯示這個時期是漢口商業發展的黃金時代。清朝廷力量的山窮水盡對比文本中的繁榮景象,這種矛盾一方面可能是確實存在這樣的反差,民間的商業活動擁有一定程度上的獨立性,不一定隨著農民起義而有太大變化;另一方面可能是主流的寫史者通常是官史背景或者文人身份,他們對于起義的感受不深或有意塑造漢口商業貿易繁榮的一面,回避了戰爭消極的方面。

      4 结语

      漢口城作爲商業城市的興起使其必須與外部建立聯系。首先,是要有良好的自然地理和社會地理條件。其次,清代漢口的繁榮發展離不開整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從《漢口叢談》看,清中後期的漢口已經是一座商業大都市,人口稠密,居民較爲富有,娛樂生活極爲豐富。然而將這樣一幅繁榮的景象置于大曆史背景之下來看,明末以來的農民戰爭、清中期的白蓮教風波以及即將被迫開埠的悲慘命運,都是對“繁榮”的挑戰和存疑。

      (原載《文物鑒定與鑒賞》2018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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